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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何反对驱逐清宣统帝-

2017-07-07 19:56:13
胡适为何反对驱逐清宣统帝? “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在一个民国里,我偶尔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 先查辞典,陈旭麓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辞典》“北京政变”条曰:“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原直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接受国民党联合倒曹锟、吴佩孚的主张,在热河前线与奉军达成协议,于20日秘密回师北京。冯与胡景翼、孙岳等共同行动,22日将总统府卫队缴械遣散,幽禁曹锟。次日联合发布通电,主张停战;又组织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24日曹锟被迫下令停战,罢免吴佩孚。11月2日曹锟宣告退职,由黄郛组成摄政内阁。4日内阁议决清废帝溥仪出宫,废除帝号。旋由摄政内阁与清室修正优待条件,5日执行。11月中旬奉军违约入关,长江流域数省一致拥段。24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次日冯通电下野,辞去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兼总司令职。” 近代以降,武人主导的各类兵变、政变多矣,这次北京政变可有异乎也许有的,因为这次政变的主要人物是“基督将军”冯玉祥,因为他是要和孙中山合作的,更因为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角斗场中所扮演的微妙角色,所以,在相当长时期里的许多史家眼中,这次北京政变是一次革命的行动。 冯在政变之初发布的“安民布告”中说:“嗟我无辜同胞,何堪再罹兵戎”“推重国内贤家,共同解决内争”,“军人不干政治,义惟绝对服从”云云,宣告他发动兵变的目的是制止内战、停止军人干政、推重贤能共建国家。这些话也常常被视为一个旧军人天良激发思想转变后的肺腑之言。至于为什么驱走一吴佩孚,又来一愈加凶恶蛮横之张作霖,为什么掀下曹锟,又请一段祺瑞,为什么政变之后内争却愈演愈烈,为什么军人干政始终尾大不掉,为什么同胞之苦难更加深重等等问题,只好归结为革命的不彻底了。 恕笔者眼拙,实在不能从这次北京政变中看出什么革命色彩,也实在弄不懂冯玉祥与张作霖合作,其对国家民族之意义就一定胜过他在吴佩孚手下做事。当年的冯之大将鹿钟麟后来回忆这次政变,曾详加分析冯与直系在经费、地盘方面的矛盾,和他政变后对自己实力和地位未有扩展反受掣肘的苦恼。如果认同这种说法,那么就一定会顺理成章地得出一种判断:北京政变和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一些政变一样,不过是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利益再分配罢了,而所谓国家人民实未与焉! 对这样一起拆滥污的事件,本来是不会有向来爱惜羽毛的胡适的身影的。可事实是,胡适偏偏卷了进去。这一切都因为溥仪出宫。 从前面引述的辞典条文看,“溥仪出宫”实在只是北京政变中的一个小小枝节,对当日在京城握有重兵龙蟠虎踞的冯玉祥来说,简直等于搂草打兔子,顺带的功业。也许是因为北京政变中先后登场的各色政治人物太多,各种事件太让人炫目,溥仪出宫一事在现代史上的影响被大大低估了。 而且就在当年,许多富有远见的人物对此也是漠然视之的,查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人的日记、年谱等资料,他们关于1924年的记载也许提到了冯玉祥、吴佩孚等名字,而溥仪出宫一事却全然在他们视野之外,哪怕就是事件的主角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可以绘声绘色回忆自己在军事政治上的种种部署,但关于驱逐清室却只有“最有意义”等寥寥数语。这其实符合一般人的思维的:废帝早已过气,能给当时人们生活带来直接影响的只会是风云际会的实力派政客。 而胡适是一个罕见的例外。1924年11月5日,也就是溥仪出宫的当天,胡适致信给时在黄郛内阁中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表示“抗议”(以下所引胡适来往书信均见中华书局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信中说:“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胡适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此信于11月9日在《晨报》上发表,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胡适一时几成众矢之的,连他的好友、向来与其思想接近的人如朱经农、周作人等也不赞成胡适的态度,朋辈中周作人的一封致胡适的信可称代表,他说:“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的荣誉,但也决不是污点。”jbd30a试验机翠鳢机械网硅胶水压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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