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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森现象与西方社会 “超中产阶层”兴起

2019-07-14 11:44:40

(本文首发于2019年6月6日《南方周末》)

在发达国家中,中产阶层已经从一个积极向上的阶层转变成了一个竭力避免下沉堕落、并不可避免地向下坠落的阶层。

日前,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詹姆斯·戴森以1 8亿美元的净值登顶英国首富。这个消息令人有些小小的惊讶。

惊讶之处在于戴森是“趋优出首富”,这点相当与众不同。戴森销售的主力产品是高级吸尘器、高级吹风机一类的小家电,它的产品讲究极致的功能与设计,价格区间远高于传统产品,比如它2018年热销的一款卷发器零售价是传统卷发器的十倍,这是典型的趋优品类。而传统上,“趋低出首富”才是惯例,从事类似行业的首富们,在戴森之前,大多数都是从事趋低品类或平价消费,比如Zara是西班牙首富、H&M是瑞典首富、C&A是荷兰首富、优衣库是日本首富、阿乐迪是德国首富、沃尔玛一度是美国首富。

为什么长期以来都是“趋低出首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西方社会“中产阶层的下流化”,在发达国家中,中产阶层已经从一个积极向上的阶层转变成了一个竭力避免下沉堕落并不可避免地向下坠落的阶层,可以说,这个下流或下沉的过程从这些国家踏入发达阶段的那一天就开始了。进入2000年后开始加速,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是愈演愈烈。

战后数十年间,西方国家的劳动收入对GDP的占比保持了惊人的稳定,这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中产阶层的收入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也在不断提升。在这个阶段,中产阶层的状态是明天比今天更光明,整个阶层的心态也是以积极乐观为主基调的。

进入1990年代后,西方国家劳动收入对GDP的占比开始下滑。2000年后,这个下滑开始加速。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其收入不再增长,计入通胀后,甚至开始下降。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也发生了逆转,对未来的焦虑和担忧盘绕心头挥之不去,体现到他们的消费行为上,精打细算地趋低消费成为主流。与之相对应,提供趋低消费的商家开始成为赢家。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伤害了中产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中产阶层不得不被动去杠杆,对趋低的需求更为扩大更为强烈,于是,提供趋低消费的商家就从赢家变成了大赢家并进一步登顶成为首富。

迄今为止,西方社会“中产下流化”的趋势并未逆转、仍然深不见底,可为什么首富们却从“趋低”变成了“趋优”?

根子恐怕还是在于西方社会“中产下流化”。如果说“趋低出首富”是“中产下流化”的A面,那么“趋优出首富”就是“中产下流化”的B面。更确切地说,大量的中产下流化的同时,造就了少数上流化的超中产阶层,这在联结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数量上大致是九比一的关系,九个下流化的中产对应一个上流化的超中产。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传统中产阶层的人力资本迅速贬值并被更高的技术和更密集的资本所取代。传统中产批量下流化,同时与之相应的是,更高技术更密集资本也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劳动力、更高级的新型劳动力,这些新型劳动力就构成了所谓的超中产群体。

“下流化越严重,超中产也越扩大”,这个超中产群体的不断扩大,构成了趋优消费的重要动力、并且所占份额不断提升、逐渐成为核心动力——这正是“趋优出首富”背后的道理。

正如趋低消费产业不断走向成熟,近十年来,趋优消费的产业运作也日趋完善,其中一个重要的进步,是趋优产业开始引入运用奢侈品经营策略。对用户群体的把握趋于深化,服务超中产主体之外的现代性群体成为扩大市场和利润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在新兴市场中更是如此。戴森正是这一策略的赢家。

西方社会“超中产阶层的兴起”,作为新世纪一个特征性的社会新阶层,正在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戴森现象只是这个变化的一个侧面、一个缩影。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高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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